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王天朝受贿一案。经查，2005年至2014年，王天朝利用担任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院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医院基础工程建设、医疗设备采购、医生岗位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现金人民币3500万元以及价值人民币8000余万元的房产100套、停车位100个。(4月27日新华网)

　　“百房院长”这次受到网友的“超规格”关注，是因为他一下戳到了百姓的痛点。无疑，王天朝撕开了“医疗腐败”的脓疮，推开了百姓“看病贵”的那道一直半掩着的灰色之门。

　　我认为，是在整治医疗腐败时，一些人总是将一切原罪推给“制度”，似乎制度是一个大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而改革某项制度又不可能说改就改，最后，大家该干啥还干啥，一些医生、科主任在开处方下药时，“只开贵的不开对的”依然照旧。这些医生往往会找院领导作“保护伞”，将自身利益与院领导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构筑一个“共富”利益圈。由于有这种“万能解药”，使得医风医德的重塑要么沦落为一场“口水仗”，要么是医生大倒苦水，以“不愿子承父业”的老掉牙的统计来要挟社会。

　　之前，媒体报道过一个看似极端的案例，2012年2月20日，有网友称，济南某公司一位副总经理曾因为心梗住院接受支架治疗手术，先后被放进7个支架，前后花了十几万元。说明“过度用药”和“过度医疗”的现象并未随着新医改实施有所止步。一些地方的医生仗着信息的不对称性，为了获取非法利益，仍然往患者的伤口上撒盐，开大处方，乱上医疗器械。

　　当前亟待救赎扭曲的价值观，让每一个医者明白自身价值不是由商品房套数与车位多少来简单丈量的，而是自己拯救患者于危境中的技艺高低来比量。当然，要保障这种价值成为主流，还需法治监管手段作坚实后盾。比如，加强药品流通常态化管理，彻底砸碎药商与医生灰色利益互动的途径，这是从根本消除医药红包的必经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