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话有“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的形容，这一经验之谈已经成为了现在慢性病治疗的目的与国际化标准，已经从过去的“治愈”，转向“有效控制”或“基本控制其发展”，后两种并非大获全胜的结果，并不是医学的退步，更不是医生的推脱，而是一种理智，甚至是一种智慧。

　　有经验的医生这样躲避伤害

　　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人群中焦虑症的终身患病率为13.6%-28.8%，而住院患者合并焦虑情绪更高达31.2%，焦虑症常见的躯体症状多有心慌、气短、口干、出汗、颤抖、面色潮红等，有时还会有濒死感，心里面难受极了，觉得自己就要死掉了，严重时还会有失控感，这类疾病如果不借助心理治疗，仅仅依靠躯体治疗的办法很难治愈，甚至可能成为伤医或者医患纠纷的缘起。余力生说，每年，他都要从他团队收住院的病人中，择出几位去，“他们不适合手术，或者说手术也没用，因为他们的症状是心理引起的，即便做了手术，也还是难受。”余力生没把话说完，但谁都能猜出，因为他有经验，因为他做了这种择除，才可能使他躲过了被伤害。

    　为什么患者会对医生行凶?

　　2013年上半年，国内各地被报道出来的伤医事件共12起，涉及急诊、产科、心血管科、儿科等多个科室，平均一个月两起。其中，真正由于精神疾病肇事者并不多，更多的起因是：“为什么没一次扎成功?”“为什么没救活?”“为什么没治好?”这些看似平常的就医心态，很可能就是一次次伤医事件的原因，这些要求或缘起心理疾病，或引起错误的心理预期，不论哪种，都不由分说地将矛头指向了每个接诊的医生，不独五官科。对于即将到位的医院保安，身为科主任的余力生觉得未必管用，“医院每天人山人海，你哪里知道谁是要向医生行凶的?”更重要的是，当病人抱着“必须治愈”的心态走进医院时，真的很难讲，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哪个医生会因为没能治愈病人而成为下一个受伤者?

　　治病不像修车那么简单

　　余力生1994年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现在已经是国内知名专家，对疾病乃至生命的不断了解，使他得出了一个无奈的结论：人的疾病和死亡，三分之一是上帝决定的，三分之一是病人自己，剩下的三分之一才轮到医生。“上帝就是遗传，改变不了，病人本身的心理，各种社会因素占三分之一，留给医生可操作空间，只剩下三分之一，我们其实是在‘逆天行道’，去改变的是疾病必然的发展规律，很难保证像修车那样手到病除，即便是名医”。北京一所著名的三甲医院，曾经在耳蜗手术上失败，家长心急，自己花钱请来了余力生在德国的导师，世界著名耳科学家J.Helms教授。手术前，患儿家长向德国专家提要求，因为已经失败了一次，所以这一次一定要万无一失。德国专家听后，当即拒绝了手术，他说，任何医疗手段都有风险，即便是他，也不能保证肯定成功……统计显示，北京协和医院的死亡率和医疗纠纷都是位居前茅的，众所周知，协和医院是中国顶级医疗机构，难道是因为他们的水平不足才有了如此“业绩”?显然不是，恰恰是因为他们是国内医疗水平顶级的医院，所以才接受了各地转来的疑难病，危重病，自然少了回天之力，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医学和医生，至少在目前情况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可能为生命打包票。

　　医生的语言也是药

　　余力生的病人很多，但他每次的门诊都力争只看20几个，因为要让病人讲清楚，也要把病情对病人们讲清楚，用他的话说是给病人“洗脑”，包括“洗掉”那些不现实的，不科学的生命预期，而这，本该就是医生的本职之一。很遗憾，像余力生这样，舍得腾出时间或者腾得出时间和病人细说的医生，很少。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何裕民教授讲过一个例子，是个老干部，有慢性病，每个月要去医院拿同样的药。挂号分成5、15、50元三种，即普通、专家、特殊专家，但他每次都挂最贵的，他说，“5元的，医生不听我说，也不和我说;15元的，听我说，不和我说;50元的，听我说和我说，所以我就挂50元”。何教授得出的结论是：药不一定装在瓶子里，语言也是药，而后者，正是何教授眼下的新课题：“治疗性教育”。言下之意是，医生对病人的教育，与手术，药物等重，在病人的正确心理预期的设定等问题上，至关重要。这一点，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官员Assal教授一直以来的观点：“疾病的长期教育，被证明是应对慢性病泛滥这一挑战，最关键的策略之一”。

　　现实世界比我们假想的更残酷

　　作为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何教授举过一个例子：1965年，美国海军上将斯托克代尔在越战时被俘。作为被俘的最高级别将领，他没有受到任何优待，先后遭受了20多次拷打，直到8年后获释回国。与此同时，关在同一战俘营里的其他美国战俘，大都比他年轻，身体要好，但却早于他死亡了，没能熬到出狱。美国学者问他为什么，斯托克代尔解释说：他们过于乐观了，总觉得圣诞节就可以被特赦，可是节日过后没能如愿，于是又想复活节可以，结果还没被释放……这样失望接着失望，最后郁郁而终。斯托克代尔还讲起发生在监狱的事：由于各自关禁在不同的牢房，大家通过敲墙来鼓励对方，在节日前后用急促的敲击来宣泄情绪，节奏与平日大相径庭，但越来越多的人烦躁地敲着，监狱里喧闹难堪，此后死去的人也日益增多……斯托克代尔惊诧于这个发现，他与狱友约定，每天只在相对固定时间，平和而有序地敲，这样持续了数百天后，果然，很少再有人死亡。出狱后，他得出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一个人不能对未来失去信念，但千万不要盲目乐观，现实世界永远要比我们假想的更复杂残酷。”

　　“中国式病人”

　　统计显示，中国的癌症病人，三分之一是病死的，三分之一是治死的，三分之一是吓死的。后三分之二其实都不是疾病所致，而是因为心理目标的错误设定所致，或者因为急躁而治疗上用力过猛，慌不择路，或者像战俘营中最期待回家的战俘一样，自己错误地设定了一个目标，而且将所有信心和希望寄托在这个目标上，并随着毫无基础的目标一起，沉浮，破灭，很难说，杀医案的凶手当初不是抱定这样的目标来就医的。用何裕民的话说，这是当下社会风气中，“中国式病人”最常见的错误治病心态。暂且抛开我国现有医疗体制弊端对医患纠纷的影响，这种心态，是导致医患纠纷甚至伤医事件的关键。

　　“基本控制病情”是种治疗智慧

　　今年7月，由吴孟超、汤钊猷、钟南山、郎景和、胡大一、凌峰、何裕民等十一位院士、教授联名签署《促进临床医学人性化的十点倡议》向社会公布，为近几年来不断发生医患纠纷把脉。这十点倡议中，涉及病人心理安抚的占了三分之一，其中包括“关心病，更关心病人，认真践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尽力为病人提供心理、社会支持”等。在10月27日刚刚结束的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年会上，何裕民的“除了治疗，医生还能给患者什么?”报告，再次引起与会者对从教育角度化解医患矛盾的极大关注，其中不乏伤医事件的劫后余生者，报告特别提出：医生要学会说“病”，说病不仅仅是解释病情，还包括帮助给病人指明下一步“路在何方”。许多病人进医院前，一心想彻底治愈，彻底解决问题，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医生就是“庸医”，就是不负责任，这样的思维逻辑不仅不利于疾病的治疗，更可能成为医患纠纷的“导火索”。从前年的哈尔滨医科大学杀死医学博士，到刚发生的温岭人民医院刺死五官科主任，都是因为病人“对治疗结果不满意”，姑且不从道德层面谴责此类“不满意就要杀人”的野蛮行径，这种“不满意”在医学角度上也同样不成立，至少不是理智之举。

　　“治疗性教育”让生命更从容

　　这些身居医学顶端的权威们，之所以如此重视心理沟通，重视“治疗性教育”，与其说是更相信情感的力量，不如说是他们比其他人更清楚，医学面对复杂生命时的局限和无能，所以，也比其他人更清楚，在健康的维护中，心理的错误预期会对医疗和康复带来多大影响，以及帮助病人设定正确预期的重要性。何教授有个病人，1998年得了乳腺癌，她知道病情的严重性，所以不敢奢望，战战兢兢地问：“你能不能让我活3个月?因为女儿马上要考高中，我得看着她考进去”。于是，医患二人按照这个目标设计努力，结果，女儿考上了高中，她的癌症并没加重。她又问何：“你能不能保我活3年?三年后女儿就考上大学了，她考上大学我这辈子就行了……”于是，治疗一如既往。3年过后女儿考上大学了，她依旧活着，这个时候她告诉何：“我想看到女儿大学毕业……”就这样，她一直活到今天了。除了找到了肯听她说病，而且准确把握病情，治疗得当的医生之外，她的治疗成功还因为设计了一个合理，不过高的目标，使得治疗和心态都得以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