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欧洲著名医学专家去年在美国胸心外科年会上邂逅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副院长、胸外科主任陈海泉教授，希望“了解中国医院的状况，看看中国医生是如何工作的”。经过一年半的沟通，这位专家在两个月前来到上海，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等医院的医生一起坐门诊，整整“蹲点”近两个月。
 
　　■对医生满负荷运转感到“不可思议”
 
　　这位来自欧洲的专家叫Toni Lerut，是心胸外科著名专家、世界纵隔镜发明者。
 
　　“患者人数太多了，和欧洲完全不同，中国患者之多难以想象。”近两个月的见闻，让Toni Lerut对中国医生的满负荷运转感到“不可思议”。每周一下午，他跟随陈海泉出门诊。Toni Lerut在欧洲工作的医院，每天胸外科门诊量平均为10位患者，而这里每次门诊人数都是欧洲的5倍之多。“一个下午看这么多病患，医师的工作强度颇大，且在较短的沟通时间里要说清楚很多问题，需要医师有很强的专业素养和语言表达能力。”Toni Lerut说。
 
　　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每天清晨6时30分，Toni Lerut会参加所有病人的晨间查房和重点病历讨论；晚上6时，他还参加胸部肿瘤多学科疑难病例讨论会；每个手术日，他都跟到最后一台手术结束，即使是夜深人静也不提前离开。
 
　　■庞大患者群是中国医师的财富
 
　　“庞大的患者人群是中国医师最为宝贵的财富，也是欧美国家医师最紧缺的资源。”Toni Lerut对中国拥有庞大的病人数据库很羡慕，以“比钻石更宝贵”来形容。当听说目前仅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组织库就有360万份包括血清样本、生物学样本、病例组织在内的生物医学样本后，Toni Lerut说：“这么多的病例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患者，这足以成为你们进行转化医学研究重要的‘数据库’ 。”
 
　　在“蹲点”近两个月中，Toni Lerut最感兴趣的事就是现场观摩手术，“一个科平均每天15台的手术量，这在欧美国家想都不敢想”。在手术台上，他经常对该院同行在处理食道癌吻合口时做得非常漂亮的小细节称赞不已。他说：“在欧洲，食道癌患者以腺癌居多，中国则是鳞癌占了多数，我特别想看看中国同行对食道鳞癌的处理方式。”
 
　　10月25日，Toni Lerut在回国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谈到了一些不好的感受。他说：“在中国，我看到太多的人在吸烟，甚至有些医生也吸烟，这很不好。”